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行政契约作为一种达成行政目的之手段，其功能之发挥，既需有学理上的论证、观念上的突破，亦需有立法上的建制。

从人到共同体成员的角色转变，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首先是人成为道德主体的过程。共同体可以塑造人，这种心理往往与共同体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有很大关联，下文将重点述及。

而颇为吊诡的是，时下诸如食品安全之类的某些法治难题，就其本质而言，却是道德问题。假如没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那就不会有什么堪称法律义务的东西，所能有的只是以暴力为依托的法律要求。[32]普芬道夫指出，基于人要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的首要义务，人对他人负有的义务包括三点：首先不侵犯他人，其次是每个人都把他人当做与自己自然平等的主体或与自己一样的人看待，不可以为自己争取比他给予别人更多的东西，最后是每个人应该尽其所能地以期有益于他人。个体的自由只有通过民主的机构才能实现，因为民主的机构可以控制共同的善的形成，而共同的善又正是我们追求个人计划实现的能力所要依赖的。[33]在完善宪法内在义务体系之时，有必要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

自然状态下的人享有天赋人权，而人为了组成共同体需要放弃、让渡一些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放弃、让渡权利本身就是一种义务。从形式上讲，共同体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聚合，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参与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人需要处理好与其他人的关系。而且，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邓小平也强调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宪法研究者只要抛开那些充斥着傲慢与偏见的有色理论眼镜，跟随常识和逻辑来观察我们的实践，就应当承认，我们在八二宪法治下的三十年内至少是做对了一些什么，否则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这种由政治历练所形成的空间感并不是短期内走马观花所能速成的。我们知道，即便在邓小平痛陈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时，中国的政治也并非铁板一块。宪政的两个维度宪政是什么？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学术争议。

这也可以告诉我们，顶层设计有时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谈的，它要求通盘考虑的能力和顾全大局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五十年当然是邓小平所无法看到的时间范围，但从来没有人因此担心邓小平五十年不变这一诺言的实效。

而由毛泽东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原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宪政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比谁都更明白，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就是向地方分权让利，而且邓小平之所以有向地方分权的空间，一定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毛泽东时代两个积极性的宪政实践。但宪政作为最高政治，落实到实践中就必定表现为一个由谁说了算的问题。

当然，信息传播技术的跃进也极大地降低了这种前沿研究的成本，同时让我们的宪法论述更碎片化、即时化，很多时候无异于新闻摘要或简报。在纪念八二宪法三十周年的时刻，宪法研究者应当在内心深处生出一份厚重的历史感。在八二宪法而立之年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应当树立对自己宪法的信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经由宪法实现社会进步的救赎希望，才能保持对自己宪法的忠诚和热爱。而江泽民在2004年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时也指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

有时候，宪法学者会自嘲为屠龙术的演习者。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让江泽民获得能指挥一班人为国家提供有效领导所必需的全部权威。

傅高义在叙述完邓小平的一生后也指出：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预备心态让我们向前看，学习心态让我们向外看，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站在八二宪法之上和之外来旁观中国宪政实践。

由于中国有宪法，无宪政这一学术迷思，宪法学内部弥漫着一种预备宪法学的心态。也就是说，当且仅当有一种司法性的机构进行宪法解释并有权宣告违宪立法无效时，宪政才得以确立。因此，失败论必须解释：一方面，宪政被设定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中国虽有一部看上去很美的宪法，但距离宪政还有一段距离。真实的中国宪政问题管如今是一个不那么学术正确的字眼。在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十多年过后，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宪法并没有司法化，但我们的宪法学却基本上被司法化了。高全喜教授近期曾提出政治宪法学内部的左右之争，但这也并非问题的关键：因为对于宪法而言，我的左或右是不重要的，真正的宪政主义者只能对宪法忠诚，而不应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偏好混入宪法中，他们只能发现宪法中的最好，而无权单方面推行最好的宪法。

邓小平作为中国最高政治的决策者，他个人的空间感来自于数十年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练。但奥尼尔后来也写道，邓小平绝不怀疑，至少就中国而言，分权制是一种十分低效的治国方式，是中国应当避免的。

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当年决定我当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也是从大局考虑的。就此而言，我们不能因中国的体制不符合美国三权分立就认为中国没有宪政，恰恰相反，如何实现最高政治层面上的统一领导才是中国真实的宪政问题。

本文没有必要批判这种司法化宪政的范式，但如果这就是宪政的话，中国确实还没有宪政。在此意义上，需要立起来的与其说是中国宪法，不如说是中国宪法理论。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告诉麦理浩一句话：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统治中国试试。宪法司法化与宪法学司法化在一些宪法研究者看来，我们的八二宪法从来没有立起来过。宪政的时间维度：宪法不是管一时而是管长远的法律，因此宪政就是一种长时段内的政治，宪政决策也就是在为子孙后代立法，其决策的效力不仅会发生在决策者的有限任期内，它所写下的是那些常规政治无权加以改变的根本法则。傅高义指出，邓小平先是领导江西苏区一个小小的县，后来领导太行山区的几个县，抗日战争胜利后则领导数省交界处的边区，1949年后领导整个西南大区，直到最后领导中国。

本文所给出的宪政定义很简单：所谓宪政，就是最高的政治。根据傅高义的记述，邓小平在1979年访美时关注过美国的分权制度，当时在众议院负责接待邓小平的奥尼尔议长也曾指出，邓小平尤其着迷于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分权与制衡的制度设计。

在此意义上，五十年不变构成了《基本法》的基本法，它一方面限定了北京对香港基于一国之主权的决策权，另一方面也限定了港人在两制之高度自治范围内的决策权。但如果将宪政落实为由谁说了算的问题，宪法学者或许会认为这一判断本身就是反宪政的。

我们很多时候将八二宪法称为邓小平宪法，所指的其实就是邓小平至少在1978年至1992年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宪政问题的拍板人。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还没有宪政，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却取得了那些宪政国家所无法想象的社会经济成就。

但是，政治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必须要有人或有由人所组成的机构说了算，区别只是在于由哪些人、多少人、经由何种程序、在何种领域内说了算，这就构成了一种观察中国宪政运作的理论视角。但很多时候，中国宪法研究所欠缺的就是这种历史感：我们只是在消费八二宪法，自己却并没有生活在这部宪法中。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多长才算长？在中国宪法论述中，邓小平对香港人做出的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就是一个经典例子。这或许是一个司法化论者难以接受的判断，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宪政何以最高。

宪政的空间维度：1978年11月，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出访新加坡时曾经对李光耀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许能让它迅速改变面貌，可是我得管整个中国。就此而言，如果不理解邓小平的政治理论以及改革策略和路线，我们很难把握八二宪法的时代精神。

在本文看来，这两种论述在路线上的紧张根源于所处理问题的不同。由此出发，我们应当同意，宪法学者应该从实践出发去发展理论，而不是用未经反思、缺乏根基的理论来规定实践，也不应总是动辄以独立性为由来进行碎片化的批判。

但现实从来不是如此简单，本文在此只需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种由九位大法官（非民选、终身制、不可上诉）说了算的政治设计就是宪政，而同样由最高决策层说了算的政体就不是宪政，这种区别的理据何在？实际上，现代宪法理论所讨论的往往都是权力切割术。一国两制要求香港在回归后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而邓小平和香港基本法第五条又为这种不变加上一个期限：即著名的五十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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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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